卡尔·考茨基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我们的党团对军事提案的态度1913 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议会中投票赞成军事预算。——编者注和普鲁士邦议会选举斗争的结果，又一次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辩论。但是，这一次辩论所显示的景象，同近十五年来所有党的辩论比起来完全不同。我们不再看到两个彼此坚决对立的派别，而是一切都乱作一团。 　　早在去年，在克姆尼茨党代表大会以前，我们就能够断定，修正主义所引起的两翼划分将愈来愈微不足道。修正主义不久就会完全属于过去的事。那些否认这一点的人忘记了修正主义意味着什么，把它同机会主义、中庸思想、一时应付的政策以及类似的现象混为一谈。自从我们党存在时起，在它的内部就一直有这一类倾向和反对它们的倾向，而且只要党存在，就仍旧会有。反之，修正主义，即修正或者完全放弃马克思的学说的要求，是在上个世纪末才产生的，今天这个要求已经完全不再是我们党内的一个政治因素了。这个要求的代表者们是否感到自己在理论上被克服了，生活的实践是否使他们觉得还有其他的问题更加重要，或者是否有什么另外的东西对造成这种转变负责，这些我们现在不必管。事实本身是确定不移的。 　　如果还有同志声称，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正是迫切必要的，那末他们再也得不到什么反响了。反过来说，在另一个极端上，极左派的个别代表人物一定会确认：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他们大有分歧，而至今被看成修正主义者的同志们也吹起群众行动的号角来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还是修正主义者的加强使 R．L．指罗莎·卢森堡，她以此署名在 1913 年 6 月 26—28 日的《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了题为《策略问题》的一篇论文。——编者注更加感到愤怒，这是很难说的。 　　实际上，在修正主义者当中，像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一样，总是存在着非常不同的实践倾向。只要修正主义的问题摆在首位，这种差别是无足轻重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厌恶，把修正主义者当中的自由贸易派和保护关税派、裁军的拥护者和炮舰政策的拥护者、自由主义之友和自由主义之敌都凑合成一支密结的队伍，面对着这支队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团结起来了。这里的队伍的瓦解，也促成那里的队伍的瓦解。新的问题出现了，它们不再是按照旧的方针从左面和右面来解决。 　　这就造成了某种紊乱的外观。但是外观不足信，发言人的辩论固然具有一定的混乱性质，但这仅仅吹皱了表面。这一切很少触动群众——关于他们讲得是真多，每一个人都自认为是以群众的名义说话。只要不出现巨大的历史事件，群众仍将以一向的方式继续走他们的路。社论生产不出群众行动。 　　决不存在与意见的混乱相应的实践上的混乱。反之，近年来我们党内的实践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统一了。南方和北方之间、党和工会之间实践的统一以及帝国议会党团内部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性，今天肯定要比从前大得多。 　　但是这种日益增长的一致性是不是一个坏的征象呢？它是不是由于象梅尔费耳德在他的《深思熟虑》中所确认的那种日益增长的贪图安逸、党的日益发展的腐化或资产阶级化而产生的呢？ 　　…… 　　如果这是一个腐化的征象，那末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陷在泥沼里而且还从来没有走出过了，因为反对造反的怪人的斗争一直是我们的习惯，而巴枯宁、莫斯特、维尔德贝格等等从来没有使我们产生美感。 　　当然，关于党有腐化危险的悲叹也是和党本身一样长久的。四十年以来我们一再听到这一悲叹，而我们仍旧精神抖擞地向前迈进。于是人们变得对于这一悲叹不太敏感了。我们的朋友们也因此责骂我是一个“乐天派”。但是我的乐观主义到目前为止始终是正确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抛开它。 　　毫无疑问，在党的生活中目前可以看到某种停顿，它在一些地方甚至使党的报刊的订户和党组织成员的人数减少了。这的确不是可喜的，但还远不是令人担忧的现象。 　　…… 　　…… 　　在德国，我们必须料到：普遍的停工会遭到全体企业主最坚决的反对，自由派企业主也包括在内。他们将大规模地关闭工厂来回答示威性罢工，关闭的结果或者是弄空工会的储金，产生与其说鼓舞人心不如说是挫伤锐气的影响，从而使示威性罢工的目的转化为它的反面；或者是引起激烈的抗议行动，这些行动会在一夜之间把和平的示威性罢工转变成暴力的战斗性罢工，它要一直进行到斗争的这一部分人或另一部分人倒在地上为止。 　　我们打算称之为俄国派的那一派承认，事情是这样的。但是，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成为不去追求这种示威性罢工的理由，相反，他们之所以要求示威性罢工正是因为它孕育着战斗性罢工。而对于我们现时是否有力量把这种罢工胜利地进行到底这个问题，他们轻蔑地一挥手，把它斥为资产阶级的市侩恐惧。他们认为，只要一开始，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就一定会来的——他们从不拒绝。即使我们被打败了，组织也都垮台了，那又算得了什么呢？群众的愤怒将更大，他们将更加迅速地重新举行罢工，一而再、再而三地罢工，直到取得胜利为止，像一九零五年在俄国所发生的那样。 　　这就是这一派的“活泼、愉快这两个词是从德国体育协会的口号“活泼、温和、愉快、自由”中借用来的。——编者注的口号”。 　　正如已经屡次说过的那样，俄国的条件和我们的条件是不能相比的。俄国的工人毫无权利，罢工是他们集体行动的唯一可能采用的方式。在罢工中，经常促使他们激动的东西得到了表现。而且，他们是欧洲工人当中最节俭的，他们在没有收入和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能够坚持的时间，比资本主义欧洲任何其他地方的工人都要更长。 　　此外，一九零五年的事件具有特殊的性质。战争中的一连串毁灭性失败使政府成了群众憎恨和蔑视的对象。最终争得真正的人的生活条件、摆脱无法忍受的束缚的可能性产生了。工人被挑动起来拼命了，因为他们期待着获得整个世界。而且在全面崩溃中，他们的斗争由于企业主时常在罢工期间继续付工资而减少了困难，企业主这样做，部分地是出于对工人为政治自由的奋斗的同情，但是在远为更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对他们力量的恐惧。 　　尽管如此，持续性罢工到头来在这里也必然会失灵。它足以争得自由，在需要保卫自由时，它就失灵了。不断的罢工把无产阶级弄得筋疲力尽，以致它不再能给反革命以足够的反抗。从那时到现在，持续性群众罢工在俄国始终不见动静，虽然在那里并没有任何集中制群众组织妨碍从未失灵的没有组织起来的群众。 　　对于拥有庞大的、集中制群众组织的西欧来说，在非革命的时代，这种持续性群众罢工的想法，简直是荒谬的。在这里，斗争总是集中为一次单一的、大规模的、决定性的行动。俄国的例子决不能作为西欧的样本，甚至它在我们这里的拥护者自己也不能死抱住这一点不放。在俄国，群众罢工是由沙皇制度的军事崩溃所引起的人民群众自发的愤慨而产生的。这种由一次一定会把甚至人民中最冷漠、最落后的人也唤醒的巨大事件所引起的自发性，正是那些罢工取得胜利的力量所在。 　　我们这里的“俄国人”承认，愤怒的自发性是胜利的群众罢工的先决条件。但是，在德国群众的身上，他们看不出有这种巨大的愤怒；而等待下去，直到有像俄国那样的历史事件把群众鞭策起来，他们又觉得太无聊了。他们要求自发的愤怒尽快地到来，而既然它不肯到来，他们就无条件地要求党，要党通过“勇敢的主动精神”人为地制造这种自发性，而且立即着手。 　　怎样才能做到呢？不外乎通过一次“勇敢的行动”，就是说通过群众罢工。他们认为，这是激起群众，使他们兴奋地跟随我们来搞群众罢工的最高手段！真是个揪着自己的辫子把自己从泥沼里拉出来的闵豪森闵豪森，德国文学作品中一个肆无忌惮的吹牛家和撒谎者的名字，已转成表示这一类人物的普通名词。——编者注。 　　这种谬论可作这样的解释，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只有重大的社会变化才会激发人民群众的这一认识背后，还隐藏着布朗基主义的暴动策略，这种策略认为，创造历史的始终只是一小伙人，他们所用的方式是，用自己的勇敢行动把人民群众一道卷进来，——这个策略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从略具雏型时起就加以摒斥的。 　　…… 　　下述看法是再错误不过了： 　　“无产阶级除了在斗争中、在斗争所带来的失败和一切波折的正当中经受考验以外，别无其他办法集合自己的力量和增强自己争取最后胜利的势力。一次打到最后的伟大战斗，不管它是以胜利还是失败告终，它在短短的时期内在阶级教育和历史经验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比风平浪静时期成千的宣传著作和集会更要多。”这里引的是卢森堡文章中的话。——编者注 　　这种见解和工团主义者关于革命体操的见解完全一致，他们已经凭着这种见解获得了如此惊人的进展。 　　这一见解是不正确的，因为人们会把那些只有当胜利在望时才决心参加斗争的谨小慎微的人的策略说成是除此之外的唯一抉择。 　　人们不可能总是在有胜利把握时才战斗，——在有胜利把握时，敌人多半会自愿地退出战场。但是人们从来也不只是为斗争而斗争，对胜利与否无动于衷。人们是为胜利而斗争，为取得一个确定的结果而斗争。如果一个统帅只关心战斗，不关心胜利，他就是个废物统帅。人们通常只有当可望取得胜利时，才投入斗争，一个统帅赢得自己的军队的信任，一个政党赢得群众的信任，只能通过胜利，从来不能通过失败。一个被诱使在不利于自己的地方作战的统帅，哪怕是最勇敢的人，在战争史上仍旧算是笨蛋。 　　要说斗争本身不管以胜利还是以失败告终都起着鼓励和加强的作用，那么这不是战争的原理，也不是阶级战争的原理，而是体育运动的原理。 　　只有处于极其例外的条件下，无产阶级的斗争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起振奋的作用，即使斗争以失败告终也是一样。这适用于那些被压制得不再能有所失的工人阶层。一旦他们起来进行一场绝望的战斗，那末，单是这个事实，即他们不会不加反抗地遭到镇压，各个人都会看到自己不是孤立的，感到自己和为数众多的其他战友联合在一起，就足以产生鼓舞作用，哪怕斗争暂时还没有结果。这类斗争在俄国的条件下还是常见的，在德国的条件下却没有。 　　另一方面，一个已经获得一定成就，在组织力量或者政治权利方面能有所失的工人阶级，当敌人试图剥夺它的成就时，可能被迫投入斗争，“不管它是以胜利还是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在敌人面前不战而降的毁灭性作用，比起在顽强抵抗之后遭到毁灭性最大的失败还要大得多。在战争中，即使解围的任何希望都已断绝，因而阵地的最后陷落已成定局，但是仍旧坚决保卫被围的要塞，一直战到最后一人，这也会具有重大的意义。亚德里雅那堡和斯库台的榜样，对土耳其居民的影响肯定是振奋的。 　　但是，就是在人们被攻击并不得不自卫的这种情况下，一个好的统帅也将尽力寻求一种可望导向胜利的策略，而避免作任何冒险。 　　…… 　　今天，我们的状况无疑是改变了。德国的工人们既没有被压制到在权利和组织力量方面一无可失的地步，他们占领的阵地目前也不处于危险中。 　　俄国方法的鼓吹者们声称，问题在于要有一个“掀起群众性行动的活泼、愉快的口号”，要“教育社会民主党发动政治攻势”。 　　上述说法中正确的内容只是：今天群众罢工不是作为防御手段而是作为进攻手段，作为夺取我们还不曾有的阵地——普鲁士的自由选举权——的手段而被讨论着。 　　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有可失的阶级的进攻来说，那种认为问题仅在于斗争、不在于胜败的观点就变成愚蠢的了。每一个聪明的战士，在转入进攻以前都要考虑一下斗争的前途。只有当他认为可能赢得胜利时，他才开始进攻。 　　这适用于一切党的领导机关以及一切工会领导机关，但是也适用于一切地方的已经有些战争经验的群众本身。 　　…… 　　除了斗争的前途以外，对于无产阶级在其斗争中的热情和行动渴望起决定作用的，是斗争代价的大小。 　　在这方面，在比利时和俄国的状况的一方同普鲁士的状况的另一方之间又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已经看到，一九零五年俄国所涉及的是什么问题：是为争取最低劣的生存条件这样的大事，没有这些条件，雇佣工人阶级的前进就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是为选举权，而且也为结社、联合、集会、出版等自由。当沙皇制度在日本人的打击下崩溃时，俄国的无产者必须挺身而起并立即拿起他们最锐利的武器即群众罢工。的确，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比利时的情况又是另一个样子。比利时的议会是国家的一个决定性力量。在那里，谁控制了议会和群众，谁就支配国家。比利时社会民主党已在群众中占了优势，但是阴险的选举权阻碍它夺取议会。在最近的选举中，战斗的无产者已经以为胜利在望，在议会中占微弱多数的政府要被推翻，通向平等选举权和夺取议会的道路从而有了保证。这时他们发现自己的期望落空了，于是他们的愤怒猛烈爆发，并且在他们出色的政治性罢工中发泄出来。 　　普鲁士的情况既不像比利时也不像俄国。尽管反动势力很大，普鲁士的工人阶级仍旧有很多机会可以组织起来和进行活动。它的政治生活和工会生活并不完全依靠争取邦议会的平等选举权。另一方面，人们对最近的普鲁士选举的期待并不像对比利时选举那样，并不指望它会推翻政府并且带来主张平等选举权的多数。在我们这里，选举结果并不能带来深深地激怒群众的那种失望。在普鲁士的邦议会所要占领的阵地，对于他们来说，往往还不像比利时议会里的阵地对于比利时无产阶级群众那样重要。德国最高的立法会议并不是邦议会，而是帝国议会。而对于帝国议会我们已经有了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它给德国无产阶级开辟了一个活动场地，已达三十年之久，这一场地几乎把无产阶级的全部力量都占去了。现在我们已变得如此强大，帝国议会已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也打算并且必须夺取普鲁士邦议会。但是无产阶级群众还没有把它看成像在比利时夺取议会那样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这种情况完全符合这两个代表机构在职权和力量方面的实际差别。但是同时我们却看到一种奇特的景象：恰恰是我们最起劲的群众罢工之友在极为热心地致力于使群众对这一斗争代价生厌，而群众为了取得这一代价据说是应当把自己的生命拿来冒险的。 　　在各国无产阶级迄今的选举权斗争中，人们所犯的过失，大体上都是由于夸大了斗争代价的意义，用鲜艳的色彩描绘了普遍和平等选举权所能做到的一切。尽管这是非常错误的，然而毕竟是可以理解和可以原谅的。 　　但是，我们的主张按俄国榜样搞群众罢工的人，却遵循相反的方法：他们过分地贬低了议会对无产阶级的价值。他们极其轻蔑地谈论着议会，说它们越来越失灵了，必须用群众行动来代替它们。 　　不过，如同群众的态度所表明的，在那些比较正确地估量议会政治的无产者看来，支配普鲁士邦议会也远不是像在比利时工人看来支配他们的议会那样的生死攸关的问题。 　　可见，在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中开展群众罢工的条件同在俄国和比利时的条件完全不同。工人阶级不同，他们的生活和活动的政治和经济的条件不同，斗争代价不同。所以，我们不能把比利时和俄国的经验简单地当做现成的样本搬到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中来。 　　但是难道群众罢工因此在德国就根本不可能了吗？事实上，它是无产阶级所拥有的最锐利的武器。如果它失灵了，那末无产阶级就再也没有更加锐利的反抗暴力行为的武器了。难道因为加于无产阶级的这种暴力行为可能不再发生，群众罢工对于德国就过时了吗？但是，对阶级对立不断尖锐化这一点，我们不应当再有所怀疑。这就是说，我们要迎接越来越巨大的斗争，在斗争中我们的敌人会使用越来越锐利的武器对付我们，从而逼迫我们也去考虑更加锐利的防御手段。仅仅因为这一点我们就已经必须熟悉群众罢工这一思想。在目前的紧张情况下，一夜之间就可能出现一种局势，迫使我们拿起我们最锐利的武器。 　　但是当然，单是对一种锐利武器的需要，还不能使这种武器实际上也成为尖锐和锋利的。 　　梅尔费耳德同志或许要坚持说，群众罢工在我们这里不是因为多余而过时的，而是因为它不可能，因为德国的无产者不再愿意或者不再能够实行它吧？本来所有对此发表意见的同志都承认，群众罢工目前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是在说明这种不可能性的原因时彼此意见分歧。但是这绝不是说，这种情况一定保持不变。 　　群众固然会非常正确地感觉到，群众罢工在德国不是一次简单的示威，人们可以随便地举行和停止这种示威，不需要它带来某种结果。他们也不指望，今天不得不毫无结果地中止的战斗性罢工，明天会重新爆发。他们知道，在德国的条件下，它属于这一类斗争：它们只能以大胜利或者大失败而告终，而这种失败所遗留下来的至少是好几年间组织的严重混乱和战士的沮丧。 　　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们必须永远放弃群众罢工，而只是说，仅仅在极端特殊的情况下，他们才迫切地需要用它。我们只是把它当作极端特殊的手段来考虑的。 　　我们党的多数，如果仅就党代表大会决议中表现出来的他们的意见来说，也一向是这样理解群众罢工的。 　　应当作为一种极端特殊的情况而加以考虑的，首先是某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尤其是帝国议会选举权的受到威胁。耶拿决议指德国社会民主党 1905 年耶拿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决议。该决议虽然赞同把群众罢工当作一种斗争手段，但只是防御手段，“特别是作为一种在直接的、平等的、普遍的选举权或结社权受到打击时”的防御手段。——编者注首先考虑的就是这种情况——使用群众罢工作为防御手段以抵抗对选举权或结社权的任何阴谋。而这种情况也是最容易出现的，它最能保证无产阶级群众在使用这种手段时紧密无间的团结。 　　但是在我们这里，群众罢工也可以用作进攻性武器。例如，当压迫群众的现存统治制度看来由于历史事件而动摇不定，以致群众可以指望用强有力的一击即足以推翻它的时候就是这样。这样一种前景一定能够像一九零五年俄国的情况那样把群众鼓动起来，激起他们对群众罢工的不可抗拒的要求。 　　但是，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最终也能导致一场群众罢工，如果群众一旦把推翻三级选举权看成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认为，不把帝国议会选举权搬用到普鲁士就不能继续生存下去，或者认为，通过这种搬用可以向权力和幸福迈出一大步的话。 　　只要群众还没有这种感觉，就永远做不到鼓舞起他们在选举权斗争中进行群众罢工。但是，还没有被我们争取过来的群众不是通过个别的社论和演说——它们的确只对已经信服的党内同志起作用——获得这种感觉的，他们只有通过事实的直观教学来获得它。这是唯一的对整个无产阶级群众起作用的教学，没有无产阶级群众，我们就不能得到群众罢工。 　　只要帝国议会的普遍、平等选举权还不能提供一个比三级议会更加广泛得多地为无产阶级从事“建设性工作”的人民代表机构，这种直观教学就不存在。到目前为止情况还是这样。帝国议会里的多数到目前为止几乎是同邦议会里的多数一样敌视工人的，只是他们在平等选举权的压力下不敢像在邦议会里那样明目张胆地表示自己对工人的敌视罢了。 　　但这是能够改变的。帝国议会里的拥有四百二十五万张选票的一百一十名社会民主党党员，已经做到把最近的军事提案的重担转嫁到有产者的身上。我们在帝国议会里或许还能够更加强大起来并且达到迫使议会进行社会改革的地步。 　　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地安排帝国议会里的实践，使它向群众表明，帝国议会选举权对于他们具有巨大的实践价值，那时群众也就会理解争得对普鲁士邦议会的选举权的重要性。一旦我们达到这个地步，即在帝国议会选举权的基础上选出的人民代表机构的结果，同三级议会的结果形成显明的对比，并且借此向即使最无教育的工人也清楚地表明，——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通过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可以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把普遍、平等选举权从欺骗的工具变成解放的工具参见马克思：《法国工人党纲领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19 卷第 264 页。——编者注，那时就有着最大的可能来动员整个无产阶级群众为在普鲁士用帝国议会选举权代替三级议会选举权而斗争。在我看来，这是当前为普鲁士的选举权斗争而准备群众罢工的最有希望的道路：只有通过帝国议会的意义在人民群众的意识中的不断增长，他们才会认识到帝国议会选举权的意义。群众性行动热中者的与此相反的、把帝国议会的效能从而把帝国议会选举权的效能看成很小的那一道路，是准备群众罢工的最为错误的道路。 　　但是，通过普遍、平等选举权的压力逼使帝国议会向无产阶级作出的让步越多，统治阶级力求摆脱这个不合胃口的选举权的企图也就越大。 　　所以，我们在帝国议会里的进展，以双重的方式使群众性罢工日益临近：一来是作为保卫帝国议会选举权的手段，二来是作为强迫把它搬用到普鲁士来的进攻手段。 　　因此，对于在德国也要开展群众罢工的可能性乃至盖然性，我们也应该作充分的估计；但不是按照比利时或俄国的形式和条件，而是按照特殊的德国形式和条件。群众罢工在今天并不是我们继续前进的条件，我们现在的前进却是未来的群众罢工的条件。 发表于 1913 年 7 月 11—18 日。《新时代》第 31 卷（1912—1913 年）第 2 册第 41 期第 532—533 页，第 42 期第 559—561、561—562、562—563、564—567 页。